我们见到几个做“伴读”的年轻人。她们没有“大厂焦虑”，也谈不上“反思教育”。她们只是，找到了一种看似体面谋生的方式。

第17号一般性意见：关于儿童享有休息和闲...

百度 四区包揽机构申请量前十名文件显示,2017年广州市发明申请量前十名的主体中,有7家高校、2家企业、1家科研机构。

苗苗没想过自己会做这份工作。

她是海归，学艺术传媒的。2022年回到上海。第一份工作在教培机构，月薪五千，房租三千五。钱不够，但也不急，日子慢慢过。常常还没到月底，工资就没了。

她话少，性格慢，不喜欢抢，也不太解释。

后来，她在社交平台刷到“伴读师”的培训，说是新职业，也能考证。她报了几个课，一口气考了四张育儿类证书。半年后，成了中介的主推资源，开始接住家的单子。

第一户在陆家嘴，孩子四岁，读国际幼儿园。雇主要求“全天候陪伴”：讲英文绘本、接送上下学、做辅食、设计游戏，还要懂艺术、有耐心、会写教学总结。

月薪一万五，节假日有奖金。在家政市场不算高。但她是海归，学历有议价空间。半年后涨到两万一。一年半，她在这户人家挣了将近三十万。

她的生活有精确的时间表：

六点半起，七点叫孩子刷牙洗脸，换衣服。八点前吃早餐、读绘本。九点送去幼儿园。路上三十分钟，带孩子复习单词。返家后整理房间，做教学计划。下午去兴趣班，游泳、篮球、乐高，每天不一样。她提前准备泳裤、水壶、柠檬水。回程继续练单词。回到家，做手工、弹琴、讲故事。晚上八点，孩子睡觉。她写总结，和雇主沟通，再准备第二天。

她不太出门，也不常更新朋友圈。

这份工作没有“节点”，没有升职、没有休假，也没人表扬。孩子有时不高兴，会朝她吐口水。雇主不满意教学细节，会让她站着听训半小时。

雇主以前是职场女强人。生完孩子后在家，掌控力很强。隔几天会检查一次她的房间和厕所，用手电筒照地板、墙角，查有没有灰尘和水渍。

孩子其实挺喜欢她，会送她零食，有时候会问：“你今天是不是不高兴？”雇主偶尔也会送她一盒面膜，一件小礼物。但这种亲近并没有转化为安全感。有次她对保姆说了句“好累”，第二天雇主就知道了。提醒她“话不能乱说，情绪也不能乱放。”

这一年半，她没能找到那种归属感。像某种隐形人员，被嵌进一个家庭生活系统，也与外界逐渐脱节。没有社保、没有休假、没有参照。恋爱、打游戏、旅游这些事，也慢慢消失了。生活被压缩成一个功能角色，平稳但封闭。

她说：“其实工作不算累，就是不开心。有种被困住的感觉。”

最近，她辞职了，开始做水晶饰品。她说，这种工作四十岁做可能更合适，但现在还年轻，还想再看看别的生活。

二、漂浮的资格

小余没回家。

她今年大三，在北京师范大学读英语。湖南人，口音不重，挺能吃辣。暑假一个人在外面租了间小房，刚好放下一张床、一张书桌、一台电风扇。天气热的时候，她煮火锅，辣得脸红脖子粗，还会在豆瓣发帖找人拼饭。

她也在找工作。加了十几个家教中介群。每天醒来第一件事，就是刷有没有新单子。“清北优先，其它211看简历”“口语要好”“带饭，住家优先”……她的名字就挂在群文件里，像一张漂在水面上的纸，每天挂出去，又每天沉下去。

她接到过一次试讲，是在海淀。雇主家孩子读初二，说话夹着俚语，一口英文讲得比她还快。她有点发蒙。雇主在厨房边削苹果边说，家里数理化全是竞赛老师，语文是北大博士，研学营都报到明年了。

试讲结束，对方问她：“你是英语专业的？有专四成绩吗？教学方案是自己写的吗？”她顿了顿，说：“考过了，成绩还没出。”其实成绩早出了，差了几分。那之后她一直没查，也不太想提。教学方案也不是她写的，是改的别人的。她知道，那一刻自己并不“合格”。

临走前，对方转了她两百块。她站在小区门口吹风，脑子里反复浮现那句话：“清华300，北师大200可以了。”

她没哭，就是觉得热，北京的风吹不走那些感觉。

之后，她又试了几次，把简历重做几版，能写的经历都写上：支教、朗诵比赛、辅导表妹写作业……她跟自己说：“也算有经验，只是还没遇到对的雇主。”

她刷到越来越多“伴读”“陪伴师”的招聘广告。岗位像是家教的“007”版，文案却越来越像“服务型人才”：性格温和、有耐心、英语好、形象佳，能住家。有个平台的口号让她愣了一下：“陪伴师：一个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黄金职业正在崛起。”下一句更像科幻小说：“这是AI最难攻破的人类堡垒。”

有一家中介贴出一个单子，深圳南山区，双胞胎住家伴读，月薪一万八，一个月休息一天。她有点心动。但要先交1800元信息费。

她犹豫了。群里有人说，不交，永远轮不到你；也有人说，交了，试讲失败连车费都倒贴。她不知道该信谁。师姐提醒她，有些中介专收“人头费”，拉一个人入群返20块，信息费按合同金额抽10%到30%。大家都说，海淀卷名校，三环外卷价格。可她觉得，最卷的，是信息差的博弈。

她忽然想起一本书，《沿着季风的方向》，讲菲律宾的一个小镇。村里经济不好时，会集资送英语说得最好的女孩出国当佣人。她以前没太懂，现在好像懂了：你会教英语，也得洗碗。

后来又一次试讲，孩子的爸爸问她：“你是北师大的吧？”她点了点头，有点不好意思。“挺好的”，对方说，“我们还是相信专业的。”

她回味那句话，“相信专业的”。一遍一遍地想：专业，是指她的学校？是指她的口语？还是她能用200块一小时，讲出标准英语的能力？

坐地铁回学校，身边有人在打电话，说刚请了个清华的“陪学哥哥”，每天晚上坐镇监督作业。她看着那个说话女人的手，干净、短指甲、没有戒指，突然觉得像极了她妈妈。

教育，好像不再是学校的事，而是每个家庭自己搭建一套微型系统，用来抵御一种说不清的下沉感。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对的，也不知道要不要继续找“伴读”的工作。但她知道，像她这样的年轻人，会越来越多。

三、浮出水面的“家庭教育装置”

一张“伴读师”的价格表正在流通：

双非本科，月薪一万以内；211、985，英语专四专八，在一万五左右；留过学、会开车、有艺术或音乐特长的，可以拿到两万多；清北、北师大、复旦，或海外前一百高校毕业，再配合击剑、马术、钢琴、英语母语发音与住家经验，月薪可达四五万，甚至更高。

学历与技能被组合成“人设搭配包”，写进中介的“高端育儿方案”，贴在小红书的招聘文案上，挂在家政平台的服务目录中。某平台甚至设立“北师大专区”“清华伴读系列”，仿佛为一款高端家电开辟了独立展台。

一名爱丁堡大学的海归伴读师写道：“你以为自己是学历高、素质高的育儿顾问，实际上在某些人眼里，你只是个会做题的保姆。”

还有一名浙大校友说：“月薪两万八，藏着无数隐形要求。住家、全英语沟通，连吃饭都不能说中文。像《唐顿庄园》里的管家，一旦说错一词，晚上就收到提醒：‘夫人希望你保持专业。’”

这些伴读师，既不属于教育系统，也不完全归类为生活服务，更像是被嵌入家庭内部的“关系型角色”。她们被包装成“专业成长解决方案”，被拆解成多个功能模块，缝合进另一种生活节奏，成为中产家庭自我修复的一个接口。

但现实是：期待越高，容忍度越低。留言区遍布反复的怀疑与失衡：

“你的时间不属于你，24小时待命，像是被软禁。”

“我上户20多个家庭，越是控制欲强的家长，孩子问题越严重。”

“雇佣关系不透明，不受劳动法保护，存在各种偏见与隐性伤害。”

教育活动正在从学校撤退，向客厅迁移。那些曾寄望于体制的家庭，最终只能依赖一个“人”。他既不是老师，也不是保姆。他负责教养、陪玩、安抚情绪、维持秩序，被临时嵌入家庭系统，用来替代制度空缺。

这样的角色，是被“供需结构”催生的：一边，是找不到合适出路的毕业生，将教育作为社会化的缓冲带；另一边，是对体制教育失望却又无法真正“去体制化”的父母，只好自己搭建一个家庭版“教育软系统”。从主食到教养，从时间表到脾气，全由一个人承包。

中介与平台正在给这种角色升级。招聘启事越来越像才艺面试：钢琴十级、会击剑、能双语阅读、有心理学背景、性格温柔、形象端正、态度亲和。当学历不再自带光环，它只能靠标价维持体面，成为通行市场的筹码。

部分创业公司也趁势切入，打出“儿童陪伴师”“伴读管家”等名目，把“陪太子读书”包装成通往高净值家庭的“轻创业赛道”。服务从“三嫂类”延伸出新的“知识化”形态，挂上“985/211学历”“欧美留学”“全英文输出”等高知标签，构造出一种可复制的“教养方案”。

这个职业的命名权或许仍在变动中。但它所隐含的社会结构，已经悄然成形。

四、透明剧场：秩序退潮后的教育替身

暑假刚开始，济南的家教社群负责人老陈就忙得团团转。近三年来，暑期订单年增三成，平台营收翻倍。虽然课单价没怎么涨，但客户结构变了。

“家长更会算账了。”老陈说，政策收紧后，济南家庭在学科教育上的投入反而翻了一番，策略转向“砍素质，保学科”。

高净值家庭请全天陪读，搭配上门技能课；中产家庭看重师资背景和教学实效；普通家庭拼团请私教，或直接请大学生陪读，性价比优先。

市面上，“家政上门陪学”“AI自习室指导”“育儿中心延伸”等名目纷纷出现，包装更新，实质不变，规避监管，持续运转。

《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》第十八条早已明令禁止以“家政”“陪读”等名义开展学科类培训，但家庭场景零散、形式模糊，执法难以真正落地。济南教育部门虽已发布提醒，明确“如被举报或发现，将依法追责并处以罚款”，但更多时候，只能靠家长自觉。

支撑这套灰色生态的，不只是监管空白，更是社会层层默许的共识。平台搭好接口，家长默认教学内容，陪读者不主动承认，大家都在有意避开一个词：“教学”。

“平台不会管你讲不讲题，家长也不会举报你讲得太多。”老陈说。他想起童年往事。有次带狗去亲戚家玩，狗冲上山坡追羊，羊群四散，有的奔羊圈，有的随大队躲闪，还有几只慌不择路跳下坡去。“我就是那只躲在栏杆边吃草的羊，”老陈说，“不惹事，也不害人，有草就先吃着。”

在“双减”政策的表述中，监管对象始终是“机构化”“规模化”的非法培训，而现实中的“伴读师”大多是个体行为，散布于家庭场景。

“我们主要查的是培训机构。”一位地方教育局工作人员曾公开表示。尤其大学生和自由职业者从事的这类服务，缺乏合同、无固定平台，连从业身份都无法轻易定义，执法部门很难介入。

政策可以禁止补课，却无法替代原本由补课承担的功能。当一套制度无法覆盖家长的教育焦虑时，社会就会自发寻找替代路径。

“你不说他教了什么，我也不会问。”老陈熟悉这种默契。家长和平台都明白，服务内容早已越过“陪伴”的边界，但只要不说破，所有人都可以假装“只是伴读”。

语言上的含混撑起了市场的日常运行：平台只做信息撮合，不签协议；家长按课时付费，不留痕迹；伴读者不承认教学行为，不承担教学责任。三方在“非正式性”的安全感中各得其所，既规避风险，也规避制度的命名。

这种“模糊共谋”在大学生群体中尤为常见。服务关系往往通过微信或小程序撮合后即退出交易流程。它像毛细血管一样渗入教育系统的空洞，看似灵活，实则脆弱，一旦发生纠纷，几乎无人可问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伴读师”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职业，它接近于一种临时拼凑的角色，介于“教学”与“陪护”之间，悬浮于合法与非法之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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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化、自动化、去人化，是今天教育系统的普遍方向。家长、机构、政策，都在追求“可控量”“可提效”的教学逻辑。就在这条加速轨道上，“陪伴”这个词逆流而上。

它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意义：习惯养成、情绪调节、注意力管理，甚至只是“你在，他写得快一点”。它无法被量化，难以复制，成了教育服务链条中尚未被技术剥夺的劳动环节。

它以“伴读”的形式重回家庭教育的剧场，依赖的是个体的情绪劳动与角色表演。一位伴读师说，她花了一年时间，才练出“不动怒、会安慰、能识趣”的家庭人设。她必须永远站在一个刚刚好的下方，懂教育，但不挑战父母权威；会引导，但不喧宾夺主。

“伴读”是一种被动浮现的社会修复机制，试图缝合家庭期望与教育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缝隙。只是这种缝合是分散的、隐性的，缺乏制度承诺，也缺乏结构性托举。它不是答案，只是人们等待答案出现之前的一个安静托词。

在这出剧场里，教育是一种关于秩序、希望与身份的再表演。孩子是演员，家长是导演，中介是出品方，而伴读师，站在暗处，一边提词，一边调光，让这台戏演下去。